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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，是提倡“依法治国、以法强国”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。代表作品有《管子》、《商君书》、《韩非子》等文章传于后世，法家思想是基于荀子所提倡的性恶论为基础，“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”。于是在此基础上，法家学者提出“以刑去刑”、“刑用于将过”等治国思想，意欲通过法律制度的刚性及酷性，让被管理者产生畏惧并逐步形成规范，同时对责权利进行划分，做到有法可依，有法可循。从根源上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，进而让人们更好地将精力投入到生产和战争中，为国家创造价值。
然而法家的严苛一直受到主张仁义的儒家学者批评，但对于历朝历代的君王而言，法家思想所体现的统治权，却又正是其执政的根基。于是从汉代到清代千百年来，实际上国家政策是采用外儒内法的指导思想。尽管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诞生有基于当时社会情况的局限性，但不可否认，法家思想中的大部分理念，即使放在当代也具有其强大的指导意义。而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，我们又能从中窥探到什么企业管理的奥秘呢？
企业的法律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制度，从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企业成立程序来看，企业的成立，必须先有《公司章程》，载明公司组织和活动的一系列基本准则，包括公司主体的权力义务，各议事组织及议事规则，对外经营交往的规范等等。一般《公司章程》被认为是公司的根本制度，公司据此成立后，根据经营活动需要，会对制度进行创建或删改，从而逐步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管理体系。笔者根据法家思想的相关理念，对企业制度管理存在的实际问题，提出自己的几点见解：
一、制度的编制程序。《商君书·壹言》开篇即言明：“凡将立国，制度不可不察也，治法不可不慎也”。首先一项制度的创建过程，应该与制度自身一样具有其严肃性，制度立项的发起、编制、意见征求、审核审批等流程，都必须严格做到公平公正公开，不必要或者无法实施的制度坚决不予通过，令出必须能行；其次是制度立项的目的，必须提前对整体制度体系建设有合理的规划，所立制度既要符合企业当前的管理需求，也要考虑企业日后的发展变化，而不仅仅只是用于解燃眉之急，否则制度就会朝令夕改。
二、制度的赏罚额度。在企业管理中，最基本、最常见执行的制度应该就是考勤。但是，即使迟到有扣罚，迟到人数总不见少；即使全勤有奖励，请假人数依然居多。原因在于赏罚过轻。正如《商君书·说民》篇中所言：“故行刑，重其轻者，轻者不生，则重者无从至矣，此谓治之于其治者。行刑，重其重者，轻其轻者，轻者不止，则重者无从止矣，此谓治之于其乱也。”尽管此言论看似比较偏激，但与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”的传统儒家思想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而与考勤赏罚过轻形成对比的，是在一些大的人为错误上，尤其是群体性错误，管理者更倾向于采用法不责众、息事宁人的手段去处理，此时往往又会抛开现有的制度做决定。最后的结果就是违反制度的员工会对管理者的网开一面而感恩戴德，却不会感受到制度的威严。
三、制度的执行力度。《管子·法法》篇列举了法律无法执行的各项因素：“不法法，则事毋常；法不法，则令不行。令而不行，则令不法也；法而不行，则修令者不审也；审而不行，则赏罚轻也；重而不行，则赏罚不信也；信而不行，则不以身先之也。故曰：禁胜于身，则令行于民矣。”其中有推行方法的原因，有政令刚性不够的原因，有起草不慎重的原因，有赏罚太轻的原因，也有赏罚无法兑现的原因，但归根究底，则在于负责人不以身先之，即不以身作则的原因。
管理者对于制度的垂范作用，是制定执行的基础。而恰恰在这一点上，则暴露了企业管理者对制度管理认知的缺失。管理者容易形成自身凌驾于制度甚至凌驾公司的思想，从而舍弃“法治”而迷恋“人治”。因此每个企业都需要一名“首席制度官”，而这人就是企业的一把手。作为“首席制度官”，需要参与企业每一项制度的审批，否则他决策不知该依何法；需要清楚企业每一项制度的奖赏额度，否则他无法准确激励员工；需要以身作则，树立企业每一项制度的威信，否则他将会被制度所反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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